《东观汉记》的帝纪叙事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譬比刘知几在《史通·书事篇》就曾经对帝纪有过肯定。他说：“若乃百职迁除，千官黜免，其可以书名本纪者，盖惟槐鼎而已。故西京撰史，唯编丞相、大夫；东观著书，止列司徒、太尉。而近世自三公以下，一命已上，苟沾厚禄，莫不备书。且一人之身，兼预数职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，或无其实而有其名。赞唱为之口劳，题署由其力倦。具之史牍，夫何足观？”通过《东观汉记》帝纪与晚出史书帝纪的对比，指出了《东观汉记》帝纪载录职官的变迁得其要领，批评了晚出史书帝纪载录职官过于繁细。
    三、《东观汉记》中的列传
    在《史记》中，人物传记、边境少数民族和与我国相邻诸国的专篇称“列传”，《汉书》改稱“传”，到了《东观汉记》，又改从《史记》。范晔《后汉书·南匈奴列传》李贤注云：“《前书》直言《匈奴传》，不言南北，今称南者，明其为北生义也。以南单于向化尤深，故举其顺者以冠之。《东观记》称《匈奴南单于列传》，范晔因删去‘单于’二字。”此可为确凿的证据。类书、古注中引徵《东观汉记》人物传记时，常以“传”相称，那是引书者为了避免辞费，有意省去“列”字。
    列传在《东观汉记》中究竟有多少篇，确切数字，难於指数。但约略言之，其篇数不少於百篇。在全书各部份中，卷帙之多，居於首冠。
    东汉是西汉历史的继续和发展，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的政策，根据西汉成败的经验和教训，做了一些调整，但就总趋向而言，还是承袭者多，更易者寡。史学渊源于社会现实，史书体制亦受社会现实的制约。既然东汉多袭西汉旧制，反映到记载两朝的纪传体史书中，也不会有较大的殊异。
    以今天所获《东观汉记》列传遗文来看，它的列传种类大体上说来，没有突破《汉书》的范围。《汉书》诸傅的种类，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    （一）人物专传。此类专传，一人独占一篇，兼述后嗣，或附载行迹与之相关者。如《楚元王传》、《贾谊传》、《董仲舒传》、《司马相如传》、《张汤传》、《杜周传》、《司马迁传》等即是其例。
    （二）人物合传。此类传记，或因时代相同，或因事迹相涉，或因行为类似，两人或更多的人合为一传。如《陈胜项籍传》、《魏豹田儋韩王信传》、《高五王传》、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终王贾传》等都是合传。
    （三）人物类传。这种类传，是把时代隔越，而行迹近似的人物，归属一篇，并以专题名篇。如《儒林传》、《循吏传》、《酷吏传》、《游侠传》、《佞幸传》等皆属类传。
    对于今天尚可考知的《东观汉记》列传中人物，虽然已经不能把某个人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传记清清楚楚地划分出来，但《东观汉记》列传所录人物分属以上三种形式的传记，则是可以肯定的。据笔者臆测，像东汉开国功臣，如邓禹、冯异、吴汉等人，很可能都是专传类型中人物。薛苞、刘平、赵孝、魏谭、倪萌、王琳、淳于恭、江革、刘般、刘愷、蔡顺、赵咨诸人，皆以孝养父母，或友爱兄弟闻名于世。华峤《汉后书》有《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》之序，见于汪文台辑本华峤书卷一。范晔《后汉书》亦有《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》，上面列举的人物，即使无传者，其事迹也都略有载录。华、范二书的这篇孝悌人物的合传，其雛型极有可能育成于《东观汉记》。至于《东观汉记》有类传，如《儒林传》等，史有明文，上文也已述及。
    《汉书》继踵《史记》，传中设立专篇记载我国少数民族和相邻国家历史，其中有《匈奴传》、《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、《西域传》。《东观汉记》又承袭了《汉书》的传统，亦设置同类专篇，其中可以确考者有《匈奴南单于列传》、《西羌列传》。《匈奴南单于列传》的内容，《北堂书钞》卷九一、卷一三九，《初学记》卷二○、卷二九，《艺文类聚》卷六二、卷八七，《白孔六帖》卷九七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九○一、卷九六六、卷九七一，《记纂渊海》卷九二，《锦繍万花谷·后集》卷一八，《合璧事类备要》卷四○、卷七六，范晔《后汉书·南匈奴列传》李贤注皆有徵引。《西羌传》的内容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八八，《文选》潘岳《马{K18C04.jpg}督诔》李善注，又潘岳四言诗《关中》李善注皆徵引片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