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晔《后汉书》诸篇皆有论赞，为了加深对《东观汉记》论赞的认识，不妨拿两书《吴汉传》的论赞作一番对比。范书《吴汉传》论曰：“吴汉自建武世，常居上公之位，终始倚爱之亲，谅由质简而疆力也。子曰‘刚毅木讷近仁’，斯岂汉之方乎！昔陈平智有余以见疑，周勃资朴忠而见信。夫仁义不足以相怀，则智者以有余为疑，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。”《东观汉记·吴汉传》的序，主要是复述传文，文字冗长，索然寡味。而范书《吴汉传》的论，论语言，简要精炼，文无费辞；论内容，主旨明确，重点突出。前四语概括了吴汉的特殊地位和个性。后面八语根据吴汉的为人特点，表达了作者思想见地，企图藉助对历史人物的议论给人们一些启迪。刘知几对前人的论赞称颂者少，批评者多。特别是对荀悦《汉纪》以后的论赞，更是多所贬斥。但他在《史通·论赞篇》论及范晔论赞时，还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。范晔在狱中与诸甥姪书中，对自己所作的论赞更是流露出了一种得意的情绪。应该说，刘知几的看法和范晔的自我评价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，以《东观汉记·吴汉传》的序与范书《吴汉传》的论两相对比，前者显然要比后者逊色得多。
    七、《东观汉记》的缺陷和诸家后汉书
    《东观汉记》问世以后，就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。
    此书的撰写不出一手，经过几代人递修方才成书，直至东汉以后，仍有续补，所历岁月漫长。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，没有一个人对全书从头到尾进行过整理和加工。这样，各篇之间，详略不一，笔调不一，是势所难免的。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和不同时代的作者，对历史的认识和判断，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史学才能，千差万异。那么，他们在对历史的具体陈述中透露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是非观念，标准不一，也是很自然的。
    我国历史上有识的史学家都提倡“直书”，不畏权势，不避邪恶，如实地记述历史的过去和现实。但是，一个史学家做到“直书”是非常不容易的。《风俗通义》云：“顺帝之末，京师谣曰：‘直如弦，死道边。曲如钩，反封侯。’梁冀欲树幼主，李固欲立清河王，梁冀遂奏李固，死於狱中，曝尸道边。如钩，梁冀。如弦，李固。”（39）这里说的是政治斗争。但是，在史学方面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蔡邕受董卓牵连入狱，太尉马日磾认为蔡邕“旷世逸才，多识汉事，当续成后史，为一代大典”。（40）他请求执掌朝政的司徒王允不要杀死蔡邕。但王允说：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，流於后世。方今国祚中衰，神器不固，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。既无益圣德，复使吾黨蒙其讪议。”（41）王允害怕蔡邕把历史的真相笔之於史册，使自己蒙受讪议，於是，处死了蔡邕。可见，做一个敢於正视历史现实的史学家，该有多么困难。所以，刘知几在《史通·直书篇》感慨地说：“夫为於可为之时则从，为於不可为之时则凶。……马迁之述汉非，韦昭仗正於吴朝，崔浩犯讳於魏国，或身膏斧钺，取笑当时；或书填坑窖，无闻后代。夫世事如此，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，励其匪躬之节，盖亦难矣。”
    《东观汉记》始终是在最高统治者的控制之下撰写的，皇权的神圣，权臣的酷冷，都是压在修史者心地上的巨石；再加上修史者内在的各种复杂因素，如对东汉政权的忠诚，与仕宦集团的交融，个人史学品德的劣下，都使《东观汉记》的作者很难做到秉笔直书，而曲笔阿时，谀言媚语，势所难免。如《刘玄传》记玄为天子时事云：“更始上前殿，郎吏以次侍。更始愧恧，刮席与小常侍语，郎吏怪之。”（42）这显然是以丑化更始帝来谀媚光武帝。刘玄是刘秀族兄，早年弟为人所杀，刘玄就结客打算报仇。后来客犯法，牵连到刘玄，为躲避官府，他加入了平林。官府抓不到刘玄，便拘系了他的父亲刘子张。刘玄为了救出他的父亲，就假装死亡，使人持丧回到他的家乡舂陵，于是，官府就放出了刘子张，而刘玄从此逃匿，后来又投入陈牧的平林军，初为军中安集掾，后以军功升为将军。像这样一个早年就有胆有谋，而后来又率军反抗莽新政权的人，在卽天子位后，绝不会在殿上面对郎吏而惭愧失常。又如《刘盆子载记》记盆子被赤眉拥立为帝时情况云：“刘盆子年十五，被发徒跣，卒见众拜，恐惧啼泣。从刘侠卿居，为盆子制朱绛单衣、半头赤帻、直綦履。盆子朝夕朝，侠卿礼之。数祠城阳景王，使盆子乘军中鲜车大火马，至祠所，盆子欲出从牧儿，侠卿怒止之。军入左冯翊，至长安舍，盆子乘白盖小车，有尚书一人，亦小车绛袍衣裳相随，军中皆笑。诸牧儿共呼车曰：‘盆子在中！’时欲驱出，前车不肯避也。”（43）《东观汉记》的作者为了树立刘秀真命天子的神圣形象，对刘盆子和赤眉军极尽讥讽之能事，对历史稍有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人，都不会认为刘盆子和赤眉军如此驽劣和无知。再如拥立顺帝的功臣有宦者十九人，首要人物为中黄门孙程，其次有中黄门王康、黄龙、彭恺、孟叔、李建、王成、张贤、史泛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佗、陈予、赵封、李刚、魏猛、苗光和长乐太官丞王国。顺帝即位，这十九人同日封侯，成为左右朝政的宦官势力的核心。《东观汉记》为孙程立传，敍述他的本系和行迹，无可厚非。但其他十八人，《东观汉记》也一一敍其所自出，这就没有必要了。范晔《后汉书·宦者孙程传》李贤注说：“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，故曲为文饰。”这种分析，可谓一语破的。除了修史者惧怕孙程宦官集团威势这一原因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即修史者本身就倾向於宦官集团。《汉中常侍吉成侯州辅碑》碑阴首列延笃之名，可见延笃为宦者之黨。上文已经谈到，延笃曾供职东观，参加了孙程等传的撰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东观汉记》对孙程等十九侯虚美浮饰，是毫不奇怪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