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东观汉记》的作者虽然佔有繁富的材料，可供对比和取舍，而所写又是当代事，但是，书中史实仍不免出现错误。上文论述《百官表》时提到的有关中谒者禄秩的记载即是一例。又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一七引《东观汉记》记耿弇事云：“张步都临淄，使弟玄武将军蓝将兵守西安，去临淄四十里，耿弇引军营临淄、西安之间。弇视西安城小而坚，蓝兵又精，未易攻也。临淄诸郡太守相与杂居，人不专一，其声虽大而虚，易攻。弇内欲攻之，告令军中治攻具，后五日攻西安，復緃口令归。蓝闻之，晨夜守城。至其日夜半，令军中皆食，会明，求乞攻西安，临淄不能救也。弇曰：‘然吾故扬言欲攻西安，今方自忧治城具，而吾攻临淄，一日必拔，何救之有？吾得临淄即西安孤，必复亡矣，所谓一举而两得者也。……’弇遂击临淄，至日中破之。张蓝闻临淄破，果将其众亡。”这里所说“张步都临淄”有误。实际上，张步都於剧县。范晔《后汉书·耿弇传》云“时张步都剧”，《资治通鑑》卷四一与范书同。当时耿弇攻张步，张步坚守都城剧县，使弟张蓝率精兵二万守护西安，诸郡太守合兵万余守卫临淄。三城位置，西安在西，剧县在东，临淄居中。耿弇采取的战术是攻下军力薄弱的临淄，使张步与张蓝隔绝，西安失去临淄的声援，成为孤城，孤城则易得。结果，耿弇的战术获得成功，他轻取临淄，“张蓝闻临淄破，果将其众亡”。张蓝逃往何处，今天所见《东观汉记》遗文阙载，据范晔《后汉书·耿弇传》，张蓝逃到了剧县，与张步汇合。从当时的耿弇、张步对峙形势来看，如果张步都临淄，肯定不会把精兵调往西安，使都城变成声大而空虚的城池，而且张步也不会离开都城临淄。《东观汉记》所云“张步都临淄”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与史实不符。
    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，不但在内容上要敢于秉笔直书，尊重历史的真实，而且在形式上也应该是完美的。所谓形式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的精炼和淳美，做到“文约而事丰”。（44）就笔者所见《东观汉记》的片段来看，文字的锤炼功夫，远不能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同日而语。《史通·覈才篇》引用传玄的话评论《东观汉记》说：“观孟堅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。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抚、马严撰中兴纪传，其文曾不足观。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也！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继而成之。岂亦各拘于时，而不得自尽乎？何其益陋也！”“其文曾不足观”，反映了一般人对《东观汉记》的看法。
    史书的优劣，与作者是否善于对材料进行剪裁，有直接的关系。一个作者，把搜集到的全部原始材料，经过整理和甄别，取其所当取，弃其所当弃，对历史的陈述达到“简而且详，疏而不漏”，则是史作的上乘。如果拿这一标准来衡量《东观汉记》，《东观汉记》就不能列入上乘之作。前人论者大多认为《东观汉记》伤於繁琐。此书各篇今天存留文字最多的是《光武帝纪》。就从这篇帝纪来看，可舍弃的内容不在少数。如纪中云：“上常细书，一札十行，报郡县。旦听朝，至日晏，夜讲经听诵。坐则功臣特进在侧，论时政毕，道古行事，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，次第比类。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，坐者莫不激扬凄怆，欣然和悦。羣臣争论上前，常连日。”（45）像这一类的记述，得之无益，失之无损。又如纪中云：“中元元年，……醴泉出于京师，郡国饮醴泉者，痼疾皆愈，独眇蹇者不差。有赤草生于水涯。郡国上甘露降。羣臣上言：‘地只灵应而朱草萌，宜命太史撰具郡国所上。’上遂不听，是以史官鲜记焉。”此类无关政局的琐细事情，也载入帝纪，势必使帝纪显得剪裁失当，内容芜杂。《晋书·华峤传》就记载华峤认为“《汉纪》烦秽，慨然有改作之意”。
    《东观汉记》作为专载东汉一代的断代史，最令人遗憾的是它未能最后成为一部完整的史作，囊括东汉一代的全部历史进程。帝纪起自光武帝，迄於灵帝，尚缺献帝一朝。志也未能最后全部定稿。列传中东汉末年人物当载而未载者亦不在少数。
    由于《东观汉记》存在以上不足和缺陷，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进入空前兴盛的阶段，所以三国时期，即有人开始撰写东汉断代史，到南朝宋、梁，作者蜂起，各家后汉书相继问世。今天可以考知者有以下十二家：
    （一）谢承《后汉书》。《隋唐·经籍志》著录为一百三十卷，注云：“无帝纪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为一百三十三卷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同，又云有“录一卷”。谢承，会稽山阴人，为吴主孙权谢夫人之弟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妃嫔谢夫人传》云：谢夫人“早卒，后十余年，弟承拜五官郎中，稍迁长沙东部都尉、武陵太守，撰《后汉书》百余卷。”裴松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称：“承字伟平，博学洽闻，嘗所知见，终身不忘。”谢承《后汉书》是在《东观汉记》之后出现的第一部专载东汉历史的著作。